从敦煌藏经到当代艺术，后印刷时代的版画创作有多少种可能性？

900年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一部敦煌本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经卷的尾部落款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”，卷首的《释迦说法图》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标有确切纪年的木刻版画作品，它也呈现了中国传统雕版技术与版画艺术的完美结合。

无论是“作为技术的印刷”，还是“作为艺术的印刷”，都离不开“印刷”这一本源。而这部藏经（复制本）现在正躺在浙江展览馆展厅的中央，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“印刷”的思考与对话。

12月8日，“后印刷——第三届CAA国际版画三年展”在浙江展览馆开幕，展览展示了国内外134位艺术家的385件作品。作品风格多样、题材丰富，既向传统木刻版画创作致敬，也表现出国际杰出艺术家们在当今“后印刷”时代对版画艺术的思考与实践。

1931年8月17日至22日，鲁迅在上海举办了“木刻讲习班”。这短短6天仅13位学员参与的“木刻讲习班”，不仅标志着中国“新兴木刻运动”的发生，也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和革命艺术的伟大进程。

作为“新兴木刻运动”重要策源地的中国美术学院，从起初的“一八艺社”到以“两张两赵”（张漾兮、张怀江、赵延年、赵宗藻）为代表的新一代版画艺术家，他们一边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现实，一边寄情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伟大传统，承接着“新兴木刻运动”的光辉精神。

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”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创建者、首任系主任张漾兮曾说，“只有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体验、观察、了解一切人、各种事件和事物，有了亲身体会和感受，再经过自己的分析，去粗取精，才能发现有意义、有典型性的题材。”

后印刷

1957年，RussellA.Kirsch用电脑扫描了他儿子三个月时的照片胶卷，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这张数码图片的诞生拉开了序幕。

“后印刷时代”（thePost-PrintAge），指的是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直至今天的一个时期。在这个时期里，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，我们生活的世界被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一种“实时的”、“显示的”、“虚拟的”以及“可编辑的”样式，曾经实在的自然世界，也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创建的“虚拟世界”所占领。

无论是本雅明所谓的“机械技术复制时代”，还是海德格尔强调的“世界图像的时代”，它们都预示着这种变化对我们的生活、艺术乃至我们的存在世界，带来某种时代性危机与历史性转换。

当代的艺术家们基于这一背景重新思考艺术的意义与价值，重新审视版画艺术与印刷技术，将版画作为艺术的一种方法，运用到多样的创作之中。

“后印刷”的概念，绝不是一种狭隘的艺术风格或者艺术形态，它在更为深层和本质的意义上指示着作为艺术的版画的当代使命。